运判阁下:比奉书,即蒙宠答,以感以怍。且承访以所闻,何阁下逮下之周也!
尝以谓方今之所以穷空,不独费出之无节,又失所以生财之道故也。富其家者资之国,富其国者资之天下,欲富天下,则资之天地。盖为家者,不为其子生财,有父之严而子富焉,则何求而不得?今阖门而与其子市,而门之外莫入焉,虽尽得子之财,犹不富也。盖近世之言利虽善矣,皆有国者资天下之术耳,直相市于门之内而已。此其所以困与?在阁下之明,宜已尽知,当患不得为耳。不得为,则尚何赖于不肖者之言耶?
今岁东南饥馑如此,汴水又绝,其经画固劳心。私窃度之,京师兵食宜窘,薪刍百谷之价亦必踊,以谓宜料畿兵之驽怯者,就食诸郡,可以舒漕挽之急。古人论天下之兵,以为犹人之血脉,不及则枯,聚则疽,分使就食,亦血脉流通之势也。傥可上闻行之否?
译文
运判阁下:近来收到您的书信,就蒙您给予答复,我因此感动又惭愧。并且承蒙您拿所听到的事来询问我,您对待下属是多么周到啊!
曾经认为当今之所以穷困空虚,不只是因为支出没有节制,还失去了生财之道。使家庭富裕要借助国家的财富,使国家富裕要借助天下的财富,想要使天下富裕,就要借助天地间的资源。如此,治理家庭的人,不是为子女创造财富,只要有父亲的威严而子女能富有,那么想要什么得不到呢?现在关起门来和子女做买卖,而门外的人进不来,即使把子女的财富都得到,还是不富裕。近世谈论获利的方法虽然好,都是君主搜刮天下百姓的手段罢了,只是在门内相互交易而已。这就是穷困的原因吗?
《与马运判书》是北宋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王安石给马遵的一篇回信。庆历六、七年间,发生旱灾,汴水干涸,东南各地饥荒严重。而国家财政也相当拮据,不利于解决因灾荒引发的各种困难。面对上司马遵的询问,王安石在信中分析原因,并提出了相应的建议。
王安石(1021年12月18日-1086年5月21日),字介甫,号半山,谥文,封荆国公。世人又称王荆公。汉族,北宋抚州临川人(今江西省抚州市临川区邓家巷人),中国北宋著名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改革家,唐宋八大家之一。欧阳修称赞王安石:“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老去自怜心尚在,后来谁与子争先。”传世文集有《王临川集》、《临川集拾遗》等。其诗文各体兼擅,词虽不多,但亦擅长,且有名作《桂枝香》等。而王荆公最得世人共传之诗句莫过于《泊船瓜洲》中的“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
临川之城东,有地隐然而高,以临于溪,曰新城。新城之上,有池洼然而方以长,曰王羲之之墨池者,荀伯子《临川记》云也。羲之尝慕张芝,临池学书,池水尽黑,此为其故迹,岂信然邪?
方羲之之不可强以仕,而尝极东方,出沧海,以娱其意于山水之间;岂有徜徉肆恣,而又尝自休于此邪?羲之之书晚乃善,则其所能,盖亦以精力自致者,非天成也。然后世未有能及者,岂其学不如彼邪?则学固岂可以少哉,况欲深造道德者邪?
墨池之上,今为州学舍。教授王君盛恐其不章也,书‘晋王右军墨池’之六字于楹间以揭之。又告于巩曰:“愿有记”。推王君之心,岂爱人之善,虽一能不以废,而因以及乎其迹邪?其亦欲推其事以勉其学者邪?夫人之有一能而使后人尚之如此,况仁人庄士之遗风余思被于来世者何如哉!
庆历八年九月十二日,曾巩记。
某启:昨日蒙教,窃以为与君实游处相好之日久,而议事每不合,所操之术多异故也。虽欲强聒,终必不蒙见察,故略上报,不复一一自辨。重念蒙君实视遇厚,于反覆不宜卤莽,故今具道所以,冀君实或见恕也。
盖儒者所争,尤在于名实,名实已明,而天下之理得矣。今君实所以见教者,以为侵官、生事、征利、拒谏,以致天下怨谤也。某则以谓受命于人主,议法度而修之于朝廷,以授之于有司,不为侵官;举先王之政,以兴利除弊,不为生事;为天下理财,不为征利;辟邪说,难壬人,不为拒谏。至于怨诽之多,则固前知其如此也。
人习于苟且非一日,士大夫多以不恤国事、同俗自媚于众为善,上乃欲变此,而某不量敌之众寡,欲出力助上以抗之,则众何为而不汹汹然?盘庚之迁,胥怨者民也,非特朝廷士大夫而已;盘庚不为怨者故改其度,度义而后动,是而不见可悔故也。如君实责我以在位久,未能助上大有为,以膏泽斯民,则某知罪矣;如曰今日当一切不事事,守前所为而已,则非某之所敢知。
无由会晤,不任区区向往之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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