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长洲二县,在郡治所,分境而治。而郡西诸山,皆在吴县。其最高者,穹窿、阳山、邓尉、西脊、铜井。而灵岩,吴之故宫在焉,尚有西子之遗迹。若虎丘、剑池及天平、尚方、支硎,皆胜地也。而太湖汪洋三万六千顷,七十二峰沉浸其间,则海内之奇观矣。
余同年友魏君用晦为吴县,未及三年,以高第召入为给事中。君之为县,有惠爱,百姓扳留之,不能得,而君亦不忍于其民。由是好事者绘《吴山图》以为赠。
夫令之于民,诚重矣。令诚贤也,其地之山川草木,亦被其泽而有荣也;令诚不贤也,其地之山川草木,亦被其殃而有辱也。君于吴之山川,盖增重矣。异时吾民将择胜于岩峦之间,尸祝于浮屠、老子之宫也,固宜。而君则亦既去矣,何复惓惓于此山哉?昔苏子瞻称韩魏公去黄州四十馀年而思之不忘,至以为《思黄州》诗,子瞻为黄人刻之于石。然后知贤者于其所至,不独使其人之不忍忘而已,亦不能自忘于其人也。
君今去县已三年矣。一日,与余同在内庭,出示此图,展玩太息,因命余记之,噫!君之于吾吴有情如此,如之何而使吾民能忘之也!
译文
吴县、长洲两县的县治,在吴郡的郡治所在地,两县划分境界各自管理。府城西南的众多山冈,都在吴县境内。其中最高的山峰,有穹窿、阳山、邓尉、西脊、铜井等山。灵岩山上,春秋时吴国的宫殿的故址就在那儿,还有西施的遗迹。像虎丘、剑池以及天平、尚方、支硎等处,都是名胜所在地。太湖浩浩淼淼,面积三万六千顷,七十二峰在湖中沉浮,真可以算海内奇观了。
我的同年好友魏用晦任吴县县令未满三年,因考绩列入优等被调入京城担任给事中。魏君任吴县县令期间有恩于民,离任时,百姓设法挽留却未能成功,魏君也舍不得离开他的百姓,于是有热心人便画了一幅《吴山图》来送给他。
《吴山图记》是归有光应同年好友魏用晦请托所作的应酬文章。作者的朋友魏用晦曾任吴县县令,调离时,吴人作《吴山图》以赠。三年后,魏用晦向作者出示此图,亦请他作一篇记,作者即撰此文。
此文详略有致地写了吴地、吴山、吴水,然后由吴令,而至吴民;由吴民拥吴令而涉及《吴山图》;由《吴山图》及吴令而生议论:“令之于民诚重”;在议论中,又点到与吴地、吴山、吴水关系密切的吴之名人;最后归结为作《吴山图记》之缘起,抒发了作者情致,表达了文章中心。全文用语自然、贴切、细腻、流畅,并无一处直接记述魏用晦在吴县的具体德政,而是通过层层深入地描写吴县百姓与魏县令相互思念的绵绵之情,来达到颂扬“君之为县有惠爱”的意图。
《吴山图》是作者的朋友魏用晦离任吴县县令时,当地百姓送给他的一幅山水画。《吴山图记》即以这幅画为线索,先寥寥数笔概写吴县的风物名胜和湖光山色,然后自然而然地写出魏用晦在担任县令时与当地百姓结下的难以忘怀的深厚感情,并以北宋苏轼和韩琦的故事,揭示出“然后知贤者于其所至,不独使其人之不忍忘,而己亦不能自忘于其人也”,以此来称颂魏用晦对吴县的缱绻深情。作者不刻意雕饰文字而写得清新淡雅,着眼吴县山水画而寓意于山水画外,构思颇为新巧。
文章首先介绍了吴县诸多的崇山峻岭、吴王故宫、西子遗迹、名胜风景以及沉浸着七十二座山峰的广阔太湖,给读者展示了一派“海内之奇观”的吴县秀丽风光
归有光(1506~1571)明代官员、散文家。字熙甫,又字开甫,别号震川,又号项脊生,汉族,江苏昆山人。嘉靖十九年举人。会试落第八次,徙居嘉定安亭江上,读书谈道,学徒众多,60岁方成进士,历长兴知县、顺德通判、南京太仆寺丞,留掌内阁制敕房,与修《世宗实录》,卒于南京。归有光与唐顺之、王慎中两人均崇尚内容翔实、文字朴实的唐宋古文,并称为嘉靖三大家。由于归有光在散文创作方面的极深造诣,在当时被称为“今之欧阳修”,后人称赞其散文为“明文第一”,著有《震川先生集》《三吴水利录》等。
予弟守文来学,告之以立志。守文因请次第其语,使得时时观省;且请浅近其辞,则易于通晓也。因书以与之。
夫学,莫先于立志。志之不立,犹不种其根而徒事培拥灌溉,劳苦无成矣。世之所以因循苟且,随俗习非,而卒归于污下者,凡以志之弗立也。故程子曰:“有求为圣人之志,然后可与共学。”人苟诚有求为圣人之志,则必思圣人之所以为圣人者安在。非以其心之纯乎天理而无人欲之私与?圣人之所以为圣人,惟以其心之纯乎天理而无人欲,则我之欲为圣人,亦惟在于此心之纯乎天理而无人欲耳。欲此心之纯乎天理而无人欲,则必去人欲而存天理。务去人欲而存天理,则必求所以去人欲而存天理之方。求所以去人欲而存天理之方,则必正诸先觉,考诸古训,而凡所谓学问之功者,然后可得而讲,而亦有所不容己矣。
夫所谓正诸先觉者,既以其人为先觉而师之矣,则当专心致志,惟先觉之为听。言有不合,不得弃置,必从而思之;思之不得,又从而辨之,务求了释,不敢辄生疑惑。故记曰:“师严,然后道尊;道尊,然后民知敬学。”苟无尊崇笃信之心,则必有轻忽慢易之意。言之而听之不审,犹不听也;听之而思之不慎,犹不思也;是则虽曰师之,犹不师也。
夫立志亦不易矣。孔子,圣人也,犹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立者,志立也。虽至于“不逾矩”,亦志之不逾矩也。志岂可易而视哉!夫志,气之帅也,人之命也,木之根也,水之源也。源不濬则流息,根不植则木枯,命不续则人死,志不立则气昏。是以君子之学,无时无处而不以立志为事。正目而视之,无他见也;倾耳而听之,无他闻也。如猫捕鼠,如鸡覆卵,精神心思凝聚融结,而不复知有其他,然后此志常立,神气精明,义理昭著。一有私欲,即便知觉,自然容住不得矣。故凡一毫私欲之萌,只责此志不立,即私欲便退;听一毫客气之动,只责此志不立,即客气便消除。或怠心生,责此志即不怠;忽心生,责此志即不忽;懆心生,责此志即不懆;妒心生,责此志即不妒;忿心生,责此志即不忿;贪心生,责此志即不贪;傲心生,责此志即不傲;吝心生,责此志即不吝。盖无一息而非立志责志之时,无一事而非立志责志之地。故责志之功,其于去人欲,有如烈火之燎毛,太阳一出,而魍魉潜消也。
自古圣贤因时立教,虽若不同,其用功大指无或少异。《书》谓“惟精惟一”,《易》谓“敬以直内,义以方外”,孔子谓“格致诚正,博文约礼”,曾子谓“忠恕”,子思谓“尊德性而道问学”,孟子谓“集义养气,求其放心”,虽若人自为说,有不可强同者,而求其要领归宿,合若符契。何者?夫道一而已。道同则心同,心同则学同。其卒不同者,皆邪说也。
后世大患,尤在无志,故今以立志为说。中间字字句句,莫非立志。盖终身问学之功,只是立得志而已。若以是说而合精一,则字字句句皆精一之功;以是说而合敬义,则字字句句皆敬义之功。其诸“格致”“博约”“忠恕”等说,无不吻合。但能实心体之,然后信予之非妄也。
洪武乙亥,余客武昌。武昌蒋隐溪先生,始吾庐陵人,年已八十余,好道家书。其子立恭,兼治儒术,能诗。皆意度阔略。然深自晦匿,不妄交游,独与余相得也。
是岁三月朔,余三人者,携童子四五人,载酒肴出游。隐溪乘小肩舆,余与立恭徒步。天未明,东行,过洪山寺二里许,折北,穿小径可十里,度松林,涉涧。涧水澄澈,深处可浮小舟。傍有盘石,容坐十数人。松柏竹树之阴,森布蒙密。时风日和畅,草木之葩烂然,香气拂拂袭衣,禽鸟之声不一类。遂扫石而坐。
坐久,闻鸡犬声。余招立恭起,东行数十步,过小冈,田畴平衍弥望,有茅屋十数家,遂造焉。一叟可七十余岁,素发如雪,被两肩,容色腴泽,类饮酒者。手一卷,坐庭中,盖齐丘《化书》。延余两人坐。一媪捧茗盌饮客。牖下有书数帙,立恭探得《列子》,余得《白虎通》,皆欲取而难于言。叟识其意,曰:“老夫无用也。”各怀之而出。
还坐石上,指顾童子摘芋叶为盘,载肉。立恭举匏壶注酒,传觞数行。立恭赋七言近体诗一章,余和之。酒半,有骑而过者,余故人武昌左护卫李千户也。骇而笑,不下马,径马去。须臾,具盛馔,及一道士偕来。道士岳州人刘氏,遂共酌。道士出《太乙真人图》求诗。余赋五言古体一章,书之。立恭不作,但酌酒饮道士不已。道士为能胜,降跽谢过。众皆大笑。李出琵琶弹数曲。立恭折竹,窍而吹之,作洞簘声。隐溪歌费无隐《苏武慢》。道士起舞蹁跹,两童子拍手跳跃随其后。已而道士复揖立恭曰:“奈何不与道士诗?”立恭援笔书数绝句,语益奇。遂复酌。余与立恭饮少,皆醉。
起,缘涧观鱼。大者三四寸,小者如指。余糁饼饵投之,翕然聚,已而往来相忘也。立恭戏以小石掷之,辄尽散不复。因共嘅叹海鸥之事,各赋七言绝诗一首。道士出茶一饼,众析而嚼之。余半饼,遣童子遗予两人。
已而岁阳距西峰仅丈许,隐溪呼余还,曰:“乐其无已乎?”遂与李及道士别。李以率从二骑送立恭及余。时恐晚不能入城,度涧折北而西,取捷径,望草埠门以归。中道,隐溪指道旁冈麓顾余曰:“是吾所营乐丘处也。”又指道旁桃花语余曰:“明年看花时索我于此。”
既归,立恭曰:“是游宜有记。”属未暇也。
是冬,隐溪卒,余哭之。明年寒食,与立恭豫约诣墓下。及期余病,不果行。未几,余归庐陵,过立恭宿别,始命笔追记之。未毕,立恭取读,恸哭;余亦泣下,遂罢。然念蒋氏父子交好之厚,且在武昌山水之游屡矣,而乐无加乎此,故勉而终记之。手录一通,遗立恭。呜呼!人生聚散靡常,异时或望千里之外,一展读此文,存没离合之感其能已于中耶?
既游之明年,八月戊子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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