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恭王性刚直,当时誉鄂文端相相业,先王颇不以为然,曰:“居相位者,当有相度,西林偏袒乡文,非持平天下之道也!”素喜刘文正、裘文达、曹文恪诸相,每训梿必以诸城为式。文恪薨,王涔临其丧。
壬戌冬,路过三河旅店,见壁有文达诗,挑灯属和,涔然泪下,其真挚也如此。又善料事,甲午秋,王伦叛于寿张,率文北上,围临清,势甚汹恶。王笑曰:“贼不西走大名,南下淮、扬,而屯兵于坚城之下,此自败之道也。
逾旬,果为舒文襄相所灭。又石峰堡回民叛时,王曰:“西北用兵,当决水道使其涸守自毙。”后阿文成相果用其计以破贼。当缅甸用兵时,王尝咎其不用火攻,后梿见明参政亮述先王言,相曰:“当时吾尝屡言于文忠叔,奈蛮地匝月无风,难以施行,亦天意耳!”又与先王言不谋而合也。
译文
先恭王性情刚直。当时人们都称赞鄂尔泰能够居相位,恭王非常不认为是这样,说:“居相位的人,应当有丞相的气度,鄂尔泰偏袒乡党,不能持平天下的道义!”恭王一向喜欢和刘文正、裘文达、曹文恪等人交往,每次教育孩子的时候必定拿这些贤人作为榜样。曹文恪去世之后,恭王还亲自前往吊唁。
壬戌年的冬天,恭王路过三河旅店,看见墙壁有裘文达的诗歌,就挑亮灯光作诗相和,涔然泪下,其中真挚的感情达到如此地步。恭王善擅长料事。甲午年的秋天,王伦在寿张叛变,率领叛党北上,包围了临清,气势非常汹恶。恭王笑着说:“叛贼不往西走大名,却南下走淮州、扬州,在坚固的城池之下驻扎军队,这是(他们
人未有不乐为治平之民者也,人未有不乐为治平既久之民者也。治平至百余年,可谓久矣。然言其户口,则视三十年以前增五倍焉,视六十年以前增十倍焉,视百年、百数十年以前不啻增二十倍焉。
试以一家计之:高、曾之时,有屋十间,有田一顷,身一人,娶妇后不过二人。以二人居屋十间,食田一顷,宽然有余矣。以一人生三计之,至子之世而父子四人,各娶妇即有八人,八人即不能无拥作之助,是不下十人矣。以十人而居屋十间,食田一顷,吾知其居仅仅足,食亦仅仅足也。子又生孙,孙又娶妇,其间衰老者或有代谢,然已不下二十余人。以二十余人而居屋十间,食田一顷,即量腹而食,度足而居,吾以知其必不敷矣。又自此而曾焉,自此而玄焉,视高、曾时口已不下五六十倍,是高、曾时为一户者,至曾、元时不分至十户不止。其间有户口消落之家,即有丁男繁衍之族,势亦足以相敌。或者曰:“高、曾之时,隙地未尽辟,闲廛未尽居也。”然亦不过增一倍而止矣,或增三倍五倍而止矣,而户口则增至十倍二十倍,是田与屋之数常处其不足,而户与口之数常处其有余也。又况有兼并之家,一人据百人之屋,一户占百户之田,何怪乎遭风雨霜露饥寒颠踣而死者之比比乎?
曰:天地有法乎?曰:水旱疾疫,即天地调剂之法也。然民之遭水旱疾疫而不幸者,不过十之一二矣。曰:君、相有法乎?曰:使野无闲田,民无剩力,疆土之新辟者,移种民以居之,赋税之繁重者,酌今昔而减之,禁其浮靡,抑其兼并,遇有水旱疾疫,则开仓廪,悉府库以赈之,如是而已,是亦君、相调剂之法也。
要之,治平之久,天地不能不生人,而天地之所以养人者,原不过此数也;治平之久,君、相亦不能使人不生,而君、相之所以为民计者,亦不过前此数法也。然一家之中有子弟十人,其不率教者常有一二,又况天下之广,其游惰不事者何能一一遵上之约束乎?一人之居以供十人已不足,何况供百人乎?一人之食以供十人已不足,何况供百人乎?此吾所以为治平之民虑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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