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吕思抑户部之淮上三首 其二

相见仍愁远，临分益思亲。亦多倾盖者，谁是听琴人。

骏骨何当市，明珠且自珍。翻飞未可料，将子暂风尘。

　　李时珍曰：《经》云：必先岁气，毋伐天和。又曰：升降浮沉则顺之，寒热温凉则逆之。故春月宜加辛温之药，薄荷、荆芥之类，以顺春升之气；夏月宜加辛热之药，香薷、生姜之类，以顺夏浮之气；长夏宜加甘苦辛温之药，人参、白术、苍术、黄柏之类，以顺化成之气；秋月宜加酸温之药，芍药、乌梅之类，以顺秋降之气；冬月宜加苦寒之药，黄芩、知母之类，以顺冬沉之气，所谓顺时气而养天和也。

　　《经》又云：春省酸、增甘以养脾气，夏省苦、增辛以养肺气，长夏省甘、增咸以养肾气，秋省辛、增酸以养肝气，冬省咸、增苦以养心气。此则既不伐天和，而又防其太过，所以体天地之大德也。
昧者，舍本从标，春用辛凉以伐木，夏用咸寒以抑火，秋用苦温以泄金，冬用辛热以涸水，谓之时药。殊背《素问》逆顺之理，以夏月伏阴，冬月伏阳，推之可知矣。虽然月有四时，日有四时，或春得秋病，夏得冬病，神而明之，机而行之，变通权宜，又不可泥一也。

　　王好古曰：四时总以芍药为脾剂，苍术为胃剂，柴胡为时剂，十一脏皆取决于少阳，为发生之始故也。凡用纯寒、纯热之药，及寒热相杂，并宜用甘草以调和之，惟中满者禁用甘尔。

　　昔司马氏有廉臣焉，曰吴君隐之，出刺广州，过贪泉而饮之，赋诗曰：“古人云此水，一歃杯千金。试使夷、齐饮，终当不易心。”其后隐之，卒以廉终其身，而后世之称廉者，亦必曰“吴刺史”焉。有元宪副吴君为广西时，名其亭曰“饮泉”，慕刺史也，而宪副之廉，卒与刺史相先后。

　　至正十四年，宪副之孙以时，以故征士京兆杜君伯原所书“饮泉亭”三字，征予言。予旧见昔人论刺史饮泉事，或病其为矫心，甚不以为然。夫君子以身立教，有可以植正道，遏邪说，正人心，扬公论，皆当见而为之，又何可病而讥之哉？

　　人命之修短系乎天，不可以力争也，而行事之否臧由乎己，人心之贪与廉，自我作之，岂外物所能易哉？向使有泉焉，曰饮之者死，我乃奋其不畏之气，冒而饮之，死非我能夺也，而容有死之理而强饮焉，是矫也，是无益而沽名也，则君子病而不为之矣。大丈夫之心，仁以充之，礼以立之，驱之以刀剑而不为不义屈，临之以汤火而不为不义动，夫岂一勺之水所能幻移哉？

　　人之好利与好名，皆蛊于物者也，有一焉，则其守不固，而物得以移之矣。若刺史，吾知其决非矫以沽名者也，惟其知道，明而自信，笃也，故饮之以示人，使人知贪廉之由乎内，而不假乎外，使外好名而内贪浊者，不得以藉口而分其罪。夫是之谓植正道，遏邪说，正人心，扬公论，真足以启愚而立懦，其功不在伯夷、叔齐下矣。 番禺在岭峤外，去天子最远，故吏于其地者，得以逞其贪，贪相承习为故，民无所归咎，而以泉当之，怨而激者之云也。刺史此行，非惟峤外之民始获沾天子之惠，而泉亦得以雪其冤。夫民，天民也，泉，天物也，一刺史得其人，而民与物皆受其赐。呜呼，伟哉！以时尚气节，敢直言，见贪夫疾之如仇，故凡有禄位者，多不与相得。予甚敬其有祖风也，是为记。